作者｜冷研作者团队-明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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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近一段时间，关于倭寇成分的问题，又弄得比较热闹。可对于倭寇，很多人可能都只会想到在明朝东南的肆虐。不过16世纪~17世纪初，这些横行海上的暴徒，他们倒也没有必要抓着明朝死磕。同样处于亚洲东部的李氏朝鲜、琉球、吕宋等地，虽然并不像明朝东南那般富庶，但它们或因实力较弱，又或是因为对地方掌握能力弱，从而也成为了倭寇肆虐的地区，本期就聚焦于这些地区，看看在这些国家地区，是如何看待袭扰领地的倭寇。

在明朝沿海之外，倭寇泛滥最严重的莫过于位于北方李氏朝鲜。由于李氏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，因此双方之间交流更加频繁，也更多的遭到日本地方时和倭寇的袭扰，以至于“倭变……连年侵边”。排除丰臣政权发动的朝鲜之役，比较有代表性的，是因李氏朝鲜因误杀恒居倭（居住在朝鲜的日本人），引发的“庚午倭变”，和对李氏朝鲜造成极大冲击的“乙卯倭乱”。

先来看时间较早的“庚午倭变”，这起倭乱爆发的原因，是因为庆尚道治下荠浦的当地官员和 “恒居倭”，因征收煮盐用的“吐木”而爆发冲突。在冲突过程中，“恒居倭”四人被朝鲜官兵射杀，对此日本人的反应可谓是极具殖民者风范，对马岛大名宗氏立刻借此机会“分遣兵船数百艘，与此处及釜山浦等边将相战耳”。

在当地的“荠浦恒居倭酋大赵马道、奴古守长等”的带领下“率倭四五千馀名，着甲胄持弓箭抢剑防牌，围城焚荡城底人家，烟焰涨天”。

在朝鲜用“和亲之言”稳住对马岛，借机调集多方兵力，用武力将倭寇驱逐，但这场战争除了大量官员和兵卒战死，还有“倭贼入寇，人民之室庐焚荡，多被伤害，不成人形者居半”。不过对于倭乱，倭寇在战术表现上并无太多记载，但是过程中，朝鲜与对马宗家之间的外交却是信息量极大。

从对马宗家尽可能保护被俘的朝鲜高级官员等举措，以及对朝鲜的外交辞令来看，他们本身对侵占朝鲜领土的兴趣不大，相反，他们所追求的首先是稳定开放的通商贸易，其次便是让日本人在朝鲜的社区即“三浦倭馆”，免除朝鲜的赋税徭役，成为一个可以独自运营的商馆。

相比“庚午倭变”，二十多年后爆发的“乙卯倭变”，则是除万历朝鲜之役外，对李氏朝鲜带来最大破坏的一次倭变。这次倭变相比过去最大的变化，便是倭寇在装备上的巨大升级，相比过去日本战船“古者倭船，以薄板为之，故破之甚易”，此次倭寇的船只“今则与唐人交通，造船极牢，铳筒终不可破也”。

更大的变化还是倭寇所使用的火器，对此朝鲜人将其评价为“倭之用铳筒极巧”，根据降倭带来的火器“日本倭人平长亲（朝鲜当时将陌生的日本武士姓氏记作“平”）所持来铳筒，至为精巧，所剂火药，亦猛烈”来看，这种能单人携带的铳筒极有可能正是葡萄牙人带来的火绳枪。

不过比起“庚午倭乱”中，明确记载倭寇来源于“三浦之倭与马岛”，“乙卯倭乱”中，这支倭寇的成分，就让当时的李氏朝鲜有些摸不着头脑。比如当时的朝鲜大臣发现倭寇给朝鲜的书信中“且其书契，要到京师官家等语，皆中原所用语也……且倭人不奉嘉靖年号，而今称嘉靖三十四年，尤可疑也。”故此以朝鲜大臣沈连源为首，认为这些倭寇“今之来寇者，亦必有中国之人也。不然则此倭，必惯行中国者也。”

根据这些记载，日本的一些学者，将这起倭乱认为是王直为首的“中国倭寇”对朝鲜发动的劫掠。但是吧，这次倭乱虽里面可能有中国人参与，但这屎盆子扣给王直也多少有些过分了。且不说王直在被明朝驱逐后，全部人员总共也不过“于平户岛见之，率三百余人乘一大船……大槪其类二千余人”。在倭乱期间，从来犯倭寇和对马岛与朝鲜进行的交涉来看，这些倭寇显然是以日本人为主导。

在倭寇与朝鲜的交涉中，其首领解释自己侵扰的原因为“汝国与我等相交甚厚，近来三四年间，多杀我国无罪之人，今为仇雠”。这一点显然是指朝鲜与日本或者说对马岛之间的矛盾，对此朝鲜上层也自知“近年以来，倭船过海者，辄击而杀之，其怨深矣”。

而且在朝鲜与倭寇交战时，对马岛宗家“对马岛主书契所谓九百馀只云者，虑或本岛虚张船数”来作为威胁，可见在朝鲜的倭寇和对马岛之间，依然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，而王直等走私海商却与之相反，并没有记载他们和对马岛之间有什么直接关系。因此，这些倭寇可能是长期在中国东南沿海活动的“此倭乃中国作贼之类”，他们因是对马岛手下，或关系比较密切而再次为保证对马岛的贸易利益，而前去袭掠朝鲜。

与朝鲜相比，由于琉球的史料文献因各种原因的大量散佚，导致琉球与倭寇之间的情况，只能通过一些琐碎的信息来进行分析。比如在《明实录》中记载，嘉靖三十五年“倭寇自浙直还人海至琉球国境上，中山王世子尚元遣兵邀击尽歼之”。

琉球文献《历代宝案》中，收录有嘉靖三十七年，有倭寇船只“倭寇被风，漂流船只至于国境内”，当地土官马必度等对倭寇“放火烧船，格杀殆尽”，之后还将被倭寇掳掠的明朝百姓送还。

可见由于琉球王国的位置，时常有倭寇船只主动或被动来到琉球沿海，而琉球上下的果断行为，可以认为它们是将倭寇视为一种严重威胁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能够识别出其中中国百姓并将其送还，可见琉球人是能区分明朝人与日本人的不同。

说完了东亚国家，再将视线向南，说一说另外两个也被倭寇袭扰过的势力，那就是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和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。作为日本向南进入东南亚的海路必经之地，吕宋不仅也是倭寇频繁光顾之地，由于当地的本土土著势力较弱，因而也成了倭寇落脚的定居点。

其中最重要的，是今天位于吕宋岛北部的阿帕里市，这里生活的伊巴纳格人为摆脱西班牙殖民者的控制，而与日本倭寇结盟，但就像所有试图驱虎吞狼的民族一样，伊巴纳格人也翻车被倭寇所征服，而这些倭寇的活动也引发了他们与西班牙殖民者之间的卡加廷战役。

这些倭寇无论是在战斗力还是装备方面，都得到了西班牙殖民者的高度肯定，根据菲律宾总督隆基略给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的信中，描述称“Los japoneses son la gente más belicosa que hay por acá. Traen artillería y mucha arcabucería y piquería。Usan Armas defensivas para elcuerpo。（日本人是这里最好战的民族。他们带来了大炮以及许多火绳枪兵和长枪兵。他们穿着防御用的铠甲。）”

这些倭寇由一位记载为“Tay Fusa”的人率领，这个名字从读音来看应该是音译自日语的“タイフさん（大夫大人）”，不过其驾驶的船只中，是由一艘中式帆船和十多艘小型舢板船组成，因此很有可能也是原本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活动的倭寇南下。

不过卡廷加之战并非是独立事件，虽说此战以倭寇失败告终，但他们所建立的独立商馆却在很长时间 一直得以维持。更重要的是，这还并不只是日本人在吕宋唯一的社区商馆，实际上早在16世纪中叶，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势力孱弱之时，日本人就已在吕宋建立多个社区，并在之后和西班牙殖民者长期竞争对马尼拉的控制。

而这种竞争使得西班牙殖民者和日本殖民者之间武装冲突不断，尤其是在1585年，邦板牙的日本殖民者与当地土著合作对西班牙殖民者发动攻击，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，还在两年后得到了倭寇武装的支持，从其中的参与者中，有来自松浦家治下平户的日本切利支丹若翰·加约船长参与。

除了殖民者之间的矛盾，海上倭寇的袭扰也一直长期存在，这迫使西班牙殖民者当局在1599年，专门派遣舰队清缴吕宋沿岸的倭寇船只，并将一位俘虏带到马尼拉在日本人和华人杀鸡儆猴。之所以华人在这里也露了脸，是因为吕宋也遭受过明朝海盗+倭寇的组合式袭扰，这边是由明朝海盗林凤拉拢倭寇，一起进攻吕宋的马尼拉战役。

将马尼拉战役和卡加廷战役进行对比，会发现两者存在的巨大差异，虽然马尼拉战役中，林凤也由于倭寇合作，但在林凤的指挥下，他们没有与当地的日本社会商馆合作，而且作战模式也表现出极大的机会主义，而非与西班牙殖民者进行高强度对抗。

插句题外话，比较抽象的是，林凤作为海盗他虽然所作所为并不比倭寇好到哪，但可能是华人身份的滤镜，让他在菲律宾文化中，成为了一个亦正亦邪的反英雄。以至于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·马克思，就曾公开声称自己是林凤的后代。说回正题，相比于吕宋和倭寇之间的一地鸡毛，在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，他们和倭寇之间的关系就呈现出暗流涌动的景象。

由于葡萄牙在东亚的贩奴活动，使得在澳门产生了大量葡萄牙-日本混血儿，加之为弥补澳门当地葡萄牙军事力量不足，葡萄牙殖民者还鼓励当地葡萄牙人豢养日本浪人作为潜在兵员。当17世纪，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意识到，越来越多带有武装的日本奴隶和混血儿，可能会带来的威胁时，日本的大名和倭寇们，也同样发觉了可乘之机。

1608年，一艘来自日本大名有马晴信的朱印船，以遭受风浪为由在澳门停泊。介于澳门当地明朝百姓对于日本人的反感，澳门的葡萄牙市政局建议这些日本人，在明年季风到来前低调活动，然而这些日本人不仅不为所动，甚至其中数十名武装人员大摇大摆的在街道上游行。

之后又有一批日本人以船只沉没为由在澳门登陆，两方人迅速合流并与澳门当地人发生武装冲突，最终迫使葡萄牙殖民者进行武力镇压和对幸存者的驱逐。

虽然此次事件，看起来和其他倭寇事件相比有所不同，但将两年后的另一个事件同澳门事件进行串联就会发现端倪。1610年在有马家挑拨下，德川家康下令击沉葡萄牙派遣来进行贸易，并就澳门事件一事交涉的 “格拉萨圣母”号。这起“格拉萨圣母”号事件，极大影响了澳门-长崎海上贸易的，甚至可以说是葡萄牙在东亚海上贸易地位的转折点之一。

对此笔者有一个阴谋论的猜想，澳门-长崎贸易的收入，主要通过长崎进了幕府的腰包，而与之相对的，那些地方大名想要从海上贸易中分一杯羹，只能自己组织朱印船贸易，而这就与稳定存在的葡萄牙商船形成了竞争关系。那么是否有一种可能，两起事件其实都是有马家在布的一个局，一个为了将葡萄牙人驱逐出海上贸易的局。

最后，将罗列出的倭寇活动特征摘出，可以发现这些倭寇内虽说有些的确有明朝人参与其中，但大规模的倭寇行动，无一例外都和日本本土大名有很深的联系，活动的目的更是带有鲜明的殖民主义色彩。

虽说日本处于四分五裂的战国时代，但极大的人口密度、脆弱的农业基础、大规模金银矿开采所带来的商品经济活跃等等，这些都决定了日本在前近代的社会形态，与我们所熟知的东亚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可能。

至于那些坚信倭寇都是中国人假扮的，只能说，都到21世纪了，先多睁眼看看世界吧。

参考文献：

《朝鲜中宗实录》

《朝鲜明宗实录》

《明世宗实录》

《历代宝案》

郑舜功《日本一鉴》

外山干夫《松浦隆信、平戸に夢を託す》

金炳镇《14世纪-17世纪中叶朝鲜对明和日本贸易关系史研究》

王晓云《明代倭寇之患与中琉关系》

碧儿姬．特伦-威纳《马尼拉的诞生：大航海时代西班牙、中国、日本的交会》

《General Archive of the Indies, Philippines》

《2010, At the Crossroads: Limahon and Wako in Sixteenth-Century Philippines》

《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, 1450-1680》

孔颖《明季澳门“倭奴”辨析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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